當全球航運巨頭開始為船舶燃料的碳含量付費，當航空公司的脫碳路徑圖上SAF(可持續航空燃料)成為唯一無法被替代的那條線，一個問題正變得日益緊迫：綠色燃料的商業化，到底卡在了哪里?

近日，作為第四屆中歐能源技術創新合作論壇重要同期活動，生物質能(綠色燃料)分論壇在成都舉辦。論壇上，全球甲醇行業協會中國區首席代表趙凱拋出一個振奮數字——“到2050年全球甲醇市場規模有望達到5億噸”。然而，臺下企業代表追問的卻是更現實的命題：“綠色甲醇到底什么時候能真正掙錢?”

這一張力，恰是當下綠色燃料產業的真實寫照。中國已規劃千萬噸級綠色甲醇產能，歐盟率先將航運納入碳管理框架，雙方在硬性減排約束下互為“同行者”。但標準互認滯后、原料競爭激烈、政策不確定性等瓶頸，仍讓這條產業鏈在“宏大愿景”與“商業閉環”之間艱難跋涉。綠色甲醇能否跨越臨界點，或許取決于中歐能否將產業鏈互補轉化為制度性合作的深度突破。

從“發電”到“制醇”：生物質能的賽道切換

生物質能并非新概念。截至2025年底，中國生物質發電裝機已達4700萬千瓦，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一。但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生物質能產業分會秘書長助理兼產業研究部主任王樂樂在發布《2026中國生物質能產業年度發展報告》時坦言，行業增速正在放緩，“裝機容量、發電量的增速越來越慢”。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綠色液體燃料正成為政策文件中的高頻詞。

國家能源局能源節約和科技裝備司煉油與清潔燃料處處長陸鵬垠在致辭中確認，綠色甲醇已納入2025年印發的《關于組織開展綠色液體燃料技術攻關和產業化試點的通知》，國家層面正系統部署綠色航空燃料、綠色甲醇、綠色合成氨的產能布局和儲運基礎設施建設。

這一政策轉向有其產業邏輯。生物質發電受制于補貼退坡和原料競爭，而綠色甲醇和SAF直接對接航運、航空領域的剛性減排需求，市場空間更大、溢價能力更強。

根據論壇發布數據，中國2025年綠色甲醇產能約38萬噸，從2026年起每年將有100萬噸左右新增產能釋放，2030年預計達到500萬至1300萬噸。加注端，2025年國內甲醇加注量超7萬噸，其中綠色甲醇混加量超1.1萬噸，今年預計實現3至4倍增長。

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副會長兼生物質能產業分會會長鄭朝暉判斷，綠色燃料在航運、航空、陸路交通、工業等領域的應用場景正在不斷拓展，已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必選項”。

產能溫差與規則博弈：中歐市場的雙重變奏

全球甲醇行業協會統計顯示，全球已有超過250個可再生甲醇項目，但多數仍處于前期可研階段。目前真正在建或投產的產能僅約480萬噸，占項目總量的10%左右。即便考慮部分進展較好的項目，到2030年有效產能預計也只在500萬至1300萬噸之間。

在需求端，歐盟率先將航運業納入碳管理框架——ETS要求進出歐盟航線50%及歐盟內部100%的碳排放須繳納碳配額;FuelEUMaritime(《歐盟海運燃料條例》)則要求船舶燃料碳強度從2025年起逐步降低，至2050年下降80%。

趙凱認為，更大的市場在國際海事組織(IMO)。其目標是在2050年實現國際航運凈零排放，2040年下降70%。

“全球甲醇動力船舶確認訂單已超430艘，預計可帶來約2000艘船的甲醇消費規模，若實現凈零排放，綠色甲醇年需求量有望達2000萬噸。”趙凱表示。

但不確定性同樣顯著。國際海事組織的凈零框架投票因美國反對而推遲，直接影響著船東的燃料采購決策和綠色甲醇項目的投資信心。與此同時，綠色甲醇加注面臨“無出口退稅”的困境——傳統燃料享受免稅而綠色甲醇不能，相當于每噸增加約100美元成本，疊加高油價因素，加注積極性受到抑制。

標準互認是另一道門檻。中國已發布《綠色甲醇》能源行業標準，可再生甲醇國家標準進入發布環節。但連云港嘉澳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王艷濤坦言，目前SAF產品雖有國標，但副產品生物石腦油仍缺乏標準無法合規出口，“政府傾注了大量行政資源”的白名單制度從側面反映了標準體系滯后的代價。

中歐之間標準互認的進度同樣緩慢，鄭朝暉指出，歐盟在可持續燃料標準認證、碳市場機制方面的經驗與中國在產業鏈完整性上的優勢形成互補，但“規則共建”尚未取得實質性突破。

王樂樂直言“綠色燃料不管是甲醇還是SAF，將來都可能面臨原料競爭太激烈的問題”。農業農村廢棄物、林業剩余物、地溝油等資源分散且收儲運成本高，規模化生產需要穩定的原料供應體系。技術端，生物質氣化效率、催化劑壽命等瓶頸仍未完全突破。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級專家郭莘指出，在目前認可的11條SAF技術路線上，中國已在7條上開展研發，但從中試驗證到規模生產仍有多個環節待打通。

中歐合作：激活綠色甲醇市場

同行者，而非交易對手。

鄭朝暉表示，綠色燃料產業在技術路線成熟度、生產成本控制、標準的認證體系、綠色價值實現機制構建等方面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與此同時，國際綠色貿易規則正在加速重構，單靠任何一方都難以在短時間內破解這些瓶頸。

“也正因為如此，中歐能源合作的戰略價值就愈發的凸顯。中歐同為全球能源轉型的引領者，雙方在產業合作、標準對接、聯合研發等方面的共識持續深化。歐盟在可持續燃料標準認證、碳市場機制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中國在資源稟賦、產業鏈完整性、工程化能力和市場規模上優勢突出，這種戰略契合與產業鏈互補，為雙方合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鄭朝暉指出，中歐合作的深層意義遠不止于“你有所長、我有所需”的互補，面對全球航運、航空領域的硬性減排約束，中歐雙方是同行者。

這種互補性在具體項目中已開始顯現。道達爾能源中國高級業務投資經理Dennis-MichaelCUAYCONG(丹尼斯邁克爾夸空)明確表示，道達爾正與中石化在SAF領域開展戰略合作，意圖結合中方的工業基礎與歐方的運營經驗。

威立雅中國區戰略、市場和公共事務總監張嘯渤則透露，公司已在宜賓運營生物質熱電聯產項目，并在綠色甲醇領域簽署了新的戰略合作協議。張嘯渤表示，“希望中國和歐方不同的合作伙伴進行聯合攻關”。

國際清潔交通委員會中國區負責人崔洪陽從數據角度揭示了合作的現實基礎：歐盟到2035年將出現約1000萬噸的SAF原料供應缺口，而中國2024年已向歐盟出口38%的廢棄油脂(地溝油)。他判斷，“這為中歐在生物質能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大量空間”，中國已有4家SAF工廠獲批出口，合作已在開展中。如何建立透明的原料追溯體系、避免“重復計算”問題，既是合作的切入點，也是雙方需要共同解決的制度性難題。

H&M集團制造合作伙伴關系及公共事務副總裁徐睆從終端用戶視角提出，中歐最緊迫的合作需求是“統一標準和規則”。

“中歐雙方的可持續認證體系建設，尤其是‘中歐體系認證的相互互認’，是未來三到五年的突破重點。”王艷濤進一步建議。

中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院長助理、克拉瑪依市先進科技聯合研究院戰略咨詢委員會主任閻立軍回顧了與英國BP長達18年的生物航煤聯合研發歷程，認為中國航空SAF市場一旦啟動，中歐之間將面臨原料供應談判等新的合作議題。

陸鵬垠指出，中歐開展生物質能和綠色燃料領域合作，“戰略上高度契合，產業上優勢互補，雙方合作空間廣闊、潛力巨大”。他明確表示，中國愿與歐盟各方秉持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理念，“力爭為國際社會提供綠色燃料標準和認證體系的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中國綠色甲醇產能正從38萬噸向500—1300萬噸之間躍遷，而全球250多個可再生甲醇項目中，真正投產的僅占10%，綠色燃料產業正處于一個臨界點上。正如能源基金會國際合作執行主任張慧勇所言，綠色燃料的市場需求是“政策創造出來的，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政策的確定性與穩定性，恰恰是產業最渴求的變量。那個臨界點，或許就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的時刻——當綠色燃料不再是政策驅動的“義務”，而是經濟賬算得過來的“選擇”。到那時，中歐之間的合作也將從技術互補邁向價值共創，共同定義全球綠色燃料的新規則。